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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何自然：己所欲，施于人——改革开放40年回眸

何自然语言服务 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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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庄智象主编：《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三卷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

己所欲，施于人

——改革开放40年回眸

何自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何自然，1937年3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创始人、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内外多个学术刊物编委，现为《现代外语》顾问委员会成员。

1959年起在高校从事外语教学，曾任广东省高校教师及翻译人员高级职务评委会评议组组长、副主任；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及广东省一等奖；先后受聘为国内十多所高校的客座或兼职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留学加拿大，并先后在英国及中国香港从事认知语用学及社会语用学的研究；开设过英语、英语语法、语言学、翻译、语言与文化、英语写作及语用学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指导项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语用学、模因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逾200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著作——《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国内外第一本从理论建构和应用探讨两方面系统地研究语言模因的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其他语用学、语用语法等专著和译著十多部，其论著在有关学科论文中的被引用率一直排在全国前列；曾连续两届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自此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外语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记得广外曾应广大群众的要求，组织教师在广州市各区办起校外英语夜校和夜大学，报名那几天，人山人海，渴求外语知识和技能的年轻人排起的长队，延绵整个街区，看不到尽头，实在让人感概。

广外和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一样，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高考恢复，学校迎来了第一批高质量的大学生；引进国外教材，以交际为目标开展口笔语技巧训练；选派中青年教师带着明确的研习目标出国深造，回国开设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素养和外语教学质量的理论课；在前辈学者王宗炎、翁显良等教授的倡议和主持下，创建了《现代外语》学术期刊；发起并主持召开全国的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邀请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前来开展学术交流。总之，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同仁有使不完的干劲，外语教育前景一片光明。

那时广外选派教师到国外深造，我是首批被派到北美地区进修语言学的中年教师之一，选定的研习方向是语用学。那个时候，语用学刚刚兴起，国际上还没有普遍将它看做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当时的北美学界将语言意义和语言运用等与语用学有关的课题，归入语言哲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学科范畴。我选择了加拿大 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教授Steven Davis作为我的导师，跟随他学习西方语言哲学及选读大量与语用学有关的文献。

我到国外进修时已过不惑之年，因是学俄语出身，虽曾随苏联专家学习过语言学，无奈底子仍嫌单薄，如今有这个一生难得的出国学习机会，自然十分兴奋。我在加拿大只有一年的学习时间，但无穷的动力使我在短短的一年里收获良多。回国后我率先在校内为研究生开设普通语言学及语用学的课程，撰写有关语用学研究的论文，指导硕士生攻读语用学；我还参与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语言学系列”教材建设，撰写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广外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点建立后不久，又获准成为该专业首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我为博士生讲授语言哲学、语言逻辑等学位课程。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后，就开始招收并指导攻读语用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到20世纪末，广外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升格为该学科首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作为基地研究人员，担负着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学科建设工作以及日常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本世纪初，广外批准成立博士后流动站后，第一位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就是随我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学者谢朝群教授，研究任务是语言的礼貌及语言模因理论的创建。2005年我获准退休后仍然被返聘多年，继续工作，直到我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在2010年顺利通过答辩和取得学位后，我才告别自己的办公室。既然退休回家，就再没有工作压力了，但数十年养成的治学习惯，仍然驱使我不时出席与语用学有关的学术会议、开设专题讲座、撰写研究论文和专著等等对我来说十分有意义的活动。

现在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可幸身体尚无大碍，仍在努力紧跟时代，用电脑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和写作；用智能手机上网，和学界朋友沟通、交流，并随时乐意为学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说，我后半生所能做到的一切，完全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思前想后，我感到人生的意义，始终有一种“赶上了末班车”的幸运感。

下面是改革开放40年来营造的社会生态环境下，我在学界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几件难忘往事。

一

普及语用学——语用学“两何”

1984年我从加拿大访学归来，带回西方学界研究前沿的语用学。我给当时国家教委委托广外举办的两年制研究生班及硕士班开设语用学专题课程，指导硕士班语用学方向的学生撰写学位论文。那时我在广外刚成立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协助桂灿昆教授主持所务。为普及语用学，我在研究所连续多年举办的语言学暑期讲习班里开设语用学讲座。198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廖世英编辑来广外组稿，桂诗春教授和我建议并支持他们出版“语言学系列”教材，以满足方兴未艾的语言学教学需要。策划中的教材共十种，分两辑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我本人撰写的《语用学概论》作为第一辑的第三本于1988与读者见面了。

根据出版计划，这套系列教材是普及读物，不能写得太详细、太庞杂。正因为这套教材的普及性，它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欢迎，并获得了国家级教材二等奖。我撰写的《语用学概论》出版后的第二年，另一本普及语用学的小册子《语用学概要》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是从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访学归来的何兆熊教授。20世纪80年代，除了国外出了几本语用学的专著之外，最早用中文撰的语用学著作就是我和何兆熊教授写的这两本小册子了。那时，从事语言研究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师生纷纷从这两本书中了解到什么是语用学，他们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内容怀有极大的兴趣，由于知道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姓何，于是在学界流传起语用学“两何”的称谓，只要谈到语用学，就会提到“两何”。我和兆熊教授也真有点缘份。虽然我们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但我好像听说过他的祖辈来自广东。这让我想起我的叔祖辈早年也是从广东来到上海接受教育、开创事业，并一直定居在那里的。不过我和兆熊教授的经历就大不相同了：我在港、澳学了一点皮毛英语，1949年后回到内地就改学俄罗斯语言。兆熊教授则是英语科班出身，1965年我有机会到上外进修英语重当“学生”时，他已是上外留校的青年助教了。兆熊教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但一向虚怀若谷。他对英语教学和语用学研究情有独钟，我每读到他的著作，总觉得观点精辟，见解独到。

我的《语用学概论》发行了十年之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约我为“21世纪英语学习丛书”撰写了一本《语用学与英语学习》，这是我写的第二本语用学普及读物。本世纪初我还应读者的要求，在我的学生冉永平博士协助下，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用学概论》修订再版，此后又过了另一个十年，也就是2009年我接受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建议，在当时已是教授的冉永平博士参与下，再将该书补充增订，改名为《新编语用学概论》发行；兆熊教授的《语用学概要》也在本世纪初和他的学生一起着手增订，改名为《新编语用学概要》和更多的读者见面了。在我和兆熊教授交往过程中让我最难忘的是2003年，他接受我的邀请专程南下，从上外来到广外出席中国语用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们“两何”就在这样的氛围下相会了！我们两人历年培养的语用学博士们，现在不少是国内的知名教授，并且在这个全国性的语用学专业组织里分担着领导职务，或者成为理事会的主力成员。

回顾过去，正是我们“两何”最早撰写的两本小册子，将语用学的学说从国外系统地带回国内，让中国的语言学界了解这个新兴学科，从而开展我们自己语言的语用学研究。“两何”的小册子出版后，汉语界的左思民、索振羽等学者的语用学著作相继出现了。到了今天，国内的语用学基础读物不下十多种，有关的专著更是不可胜数。语用学的普及，让每一位学习中、外语言文字的学者只要谈到语言的使用和理解，都会提及语用学。他们还让语用学跳出英美学者沿用的叙述框架，借鉴了欧陆学者的观点，将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以及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出现语用学的各种界面学说。可以说，语用学早已不是“废纸篓”，而是真正意义的显学了。今天，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两何”和同侪们在普及语用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教育质量，在祖国语言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大力开展语用学的学科研究

我在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访学期间的导师Steven Davis教授和我同年出生，师生关系之余，我们也是平辈的挚友。他的夫人是一位法语记者，长驻加拿大东部的蒙特利尔，和我们所在的西部城市温哥华相距数千里。他们不怕路遥，交替地你来、我往，隔一两周或一两个月就相聚一次，过着准“牛郞织女”般的生活。他们膝下无儿女，每当夫人周末回温哥华，他就会邀请我和几位哲学系的同学到他家里做客，用餐之余我们一起谈论语用学，了解西方语言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之间的观点和论争。Davis教授同时是蒙特利尔McGill大学语言学系的兼职教授，在那里定期开设语言学的课程。当我学习期满回国前夕，Davis教授告诉我，他特意为我写了一封引荐信给远在比利时Antwerp大学的国际语用学协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秘书长Jef Verschueren，让我回国后和他联系。那时的IPrA成立不久，很希望有中国的同行学者参与他们的活动。我回国之后立即和Verschueren秘书长取得联系，他同意中国学者免费注册为国际语用学协会会员，并且商议好在中国成立国际语用学资源分配中心，让我们自筹经费，复印他们当时的出版物Pragmatics中发表的文章，分发给国内各地的会员和会员所在单位。这件事得到我所在单位广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的支持。1989年紧随国际语用学协会召开的研讨会，我们也在国内召开了我们的首届语用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Verschueren秘书长和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出席大会。胡教授是1980年在我国社科院语言所主办刊物《国外语言学》上专文介绍语用学的首位学者。现在，当我们谈及中国的语用学的兴起，我们都会想到胡壮麟教授。

1989年起，中国语用学研讨会就和国际语用学研讨会同步，隔年召开一次，每次都邀请国际语用学界的知名学者参加，从而打开了我国语用学与国际同行交流的窗户。中国语用学研讨会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五届，如果说以前国际学者能来华与会，我们却没有太多机会到世界各地参加他们的会议。今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本世纪开始以来，我国从事语用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参与IPrA大会和国际上与语用学有关的学术活动。中国的语用学学者在国际语用学行列已崭露头角，开始发声，让国际学界认识中国语言丰富多元的语用特色。

2003年中国语用学学者终于在语用学普及的基础上，集结了全国的语用学有识之士，在中国修辞学会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我荣幸地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在研究会的支持下中国语用学学者和他们的研究继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为了让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与语用学研究和教学有关的活动，我们得到中国高教出版社的支持，发行我们主编的年刊《语用学研究》；我们也得到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的支持，每期都为我们开辟语用学专栏，促进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和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共同筹划、编辑出版的《语用学学人文库》，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有８部专著问世，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此项举措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2015年，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改组，转属中国逻辑学会，成为该学会属下的语用学专业委员会，我的博士生南京大学的陈新仁教授接过我的工作，当选为新任会长，而我则得到大家的支持，被推举为该会的名誉会长。

语用学专业委员会在国内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下继续成长、壮大，参加学术活动的成员已近千人。陈新仁会长带领着大家，将我国的语用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峰。除了继续过去的举措，我们中国语用学学者近年还主持着好几本国际出版机构出版的语用学刊物，如陈新仁教授主编的East Asian Pragmatics（《东亚语用学》）、文旭教授主编的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认知语言学研究》）和谢朝群教授主编的Internet Pragmatics（《互联网语用学》）；我们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倡议下，为继续普及语用学教学与研究，在国内部分高校建立起研究基地，轮番开办与语用学学科有关的专题讲习班，吸引大批年轻的高校教师参加。这些有志于语用学教学与研究的年轻学人将是我国语用学研究的菁英，他们将努力促进我国语言的健康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语用策略，让我国的语言生活成功走向世界。

三

创建语言模因论

今天的语用学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向外发展的一门学问，是关于语言整体的、功能性的综观学科。它已大大超越语言学本体的传统范畴，与人文、社科中的多门学科结合，形成各种“语用学+”的界面。这些新发展符合欧陆学者对语用学的总体看法，他们一直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和交际在认知、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学问”。

21世纪初，在广外《现代外语》编委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桂诗春主任提出，为了使《现代外语》能及时反映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前沿信息，要求编辑部在刊物内增加“前沿研究”专栏，介绍当前与本学科有关的最新研究动向，用专题或综述的形式加以报道。会后，桂诗春主任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求搜集和翻阅有关文献，报道一下memes和memetics。于是我和我的博士生何雪林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在掌握一定的资料后草拟了一篇综述文章，作为“前沿研究”这个新辟专栏的首篇，在《现代外语》的2003年第2期发表，取名为“模因论与社会语用”。模因(meme)是英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Richard Dawkins在谈及基因时提出的一个假设，认为人类文化中也会存在一种类似基因的复制因子，他把它称为“模因”。Dawkins做了这样的推论：基因作为复制因子通过遗传和相互竞争促进了生物的进化，而模因则在文化领域内像基因那样，通过模仿和传播来促进文化进化。我们的文章介绍了模因与社会语用，刻意将论点放到模因与语言、模因与社会，特别是与社会语用的关系上。

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我们就趁势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在《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了的《语言中的模因》一文，正式将模因论引入语用学，将它作为语用学和模因论结合的界面来研究，于是在2007年也就有了我和陈新仁、谢朝群两位教授合作的专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面世，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退休后至今的十年左右时光并没有完全沉寂下来，而是全心全意扑在语言模因论的研究上面。我自知已是度过了十年“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光的“80后”，时日无多的了。“不逾矩”正好让我不再有什么压力和奢想，但既然过着“从心所欲”的日子，那就不能排除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行事。我企盼有生之年能看到语言模因论能为汉语话语进化和解释汉语语用现象方面取得成果，于是这些年我从小处做起，先“纠集”我过去的学生、现在在广东高校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组织起语言模因研究小组，每月一次聚会或网上交流，学习和讨论与语言模因论有关的课题。我和小组成员们发表文章，组织讲座和研讨会，联合他们在广东以外工作的同门师兄弟如南京大学的陈新仁教授、福建师大的谢朝群教授等参与语言模因的讨论，合作译书、写书。为介绍国外模因论的最新研究动向，我请曾在广外进修语用学的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李冬梅副教授主持翻译了Kate Distin的《自私的模因》和《文化的进化》两部颇有学术影响的文献，分别于2014和2015年由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与此同时，我们也写成了我们自己的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作为“语用学学人文库”丛书之一于2014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和陈新仁教授等一批学者写成的《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是国内外学界第一本从理论到应用系统研究语言模因的专著；它是模因论自2003年引入中国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总结，也是对国内学者今后在更多层面开展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一个路向指引。该书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语言模因现象给予系统的梳理和拓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语言模因在社会、文化、教育、翻译、心理、认知等领域的语用表现。这种跨界研究有助于从多角度发展语言模因理论，更深入地考察语言模因现象的形成和传播。《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付梓前，桂诗春教授为书稿作序，认为“这是一本体系完备而又组织严密的著作：它涉及语言模因的各个领域，既有理论，也有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是一本很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我和参与写作的弟子们得到桂老的赞许，很受鼓舞。《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出版次年便荣获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学术著作一等奖。

有人怀疑，外国没有多少学者论述语言模因，我们中国学者自行设题研究，是否可行？是否必要？有否有意义？我认为，语言模因论为语言进化引入信息复制的观点、对语言交际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都是值得研究和论证的；语言模因论提出的存在语言感染和信息感染、语言模因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概括力等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学者应该要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能事事都仰着外人的鼻息来做学问，模因论其实在外国不是没有人研究，而是研究范围广泛，较少涉及语言罢了。我们将模因原理放到语言、文化的研究范畴，特别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语言领域里去研究种种语用现象，从我们的语言生活、语言政策、社会语用、公共话语、语言生态、网络语言、翻译与语言教学等等视角去研究我们自己的语言模因，有何不可？

近来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己所欲，施于人”，用来表达“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给别人”的意思。从语言模因论角度看，这个源自《论语》卫灵公篇及颜渊篇的一句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不要给别人”）的说法是一个模因变体。“文革”年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看成是剥削阶级宣扬“仁慈”和“恕道”而受到批判。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今天这个格言的变休“己所欲，施于人”已经有了新的解读：“己所欲”可以宏观地用来指国家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施于人”是指要努力将目标付诸实践并恩泽百姓。我们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改革举措，在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方面的进步，无一不是国家的“己所欲，施于人”精神的体现。40年来我个人和我的学生、我的学术团队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也一直希望能将语用学特别是语言模因论这平生之所求与所爱，尽施于我的学生乃至广大学人，作为对祖国恩情的一种报答。